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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扼住网络暴力的脖子

发布时间:2019-05-14 22:58:06

现实与络,距离几何?

有时候,很近。一条微博,可以为需要急救的人开道,几个小时就能为贫困的孩子筹到善款,爱心接力一棒接一棒地传递着正能量。

有时候,又很远。上可以有掘地三尺的人肉搜索,无凭无据的猜疑指控,花样百出地侮辱诋毁,却不需要有言责自负的顾虑。

当络暴力走向现实,谁能扼住它的脖子?

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能起多大作用

今年1月15日,麦田发文质疑韩寒,称其文章极可能由路金波代笔。虽然麦田之后不久即道歉并退出论战,但方舟子接棒质疑,与韩寒展开隔空骂战,双方粉丝各组辩友团呐喊助威,战况空前。

本来应该是当事人之间的质疑与回应,后来发展成为各自粉丝的站队和攻击,这几乎成了络大战的必有项目。

今年3月初,演员赵文卓被《特殊身份》剧组指耍大牌罢拍,拖延剧组进度,进而消除合约。赵文卓接受采访时则称,甄子丹是戏霸,自己实际是对方转移的牺牲品。接下来,双方对错在上以粉丝间混战进行得如火如荼。

络传播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构成了一个一个的话语场。这个场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关心事实、没几个人愿意核实真假的浮躁语境。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栾轶玫表示,络的匿名属性使得它鼓励了群体这个无名氏提供一个宣泄及抒发的平台。

当微博用户数量超过3亿的时候,民的聚合性和参与性远超博客等媒介。栾轶玫表示,互联构成了一个情绪与舆论的集散地,它能很快地点燃情绪,传递情绪,放大情绪,激化情绪。

他们有一腔道德义愤和很容易被激起的正义冲动,更习惯于作道德判断而非追问真假,情绪很容易被炒作的魔弹所击中并操纵,易于被人编造的故事和场景所迷惑。栾轶玫说。

当情绪可以无障碍表达的时候,理性显得徒劳无力,所谓监管也成了难题。

传统媒体新媒体化是进行络舆论平衡、实现有力引导的一个非常棒的做法。栾轶玫说,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成功迁移了其母体传统媒体多年累积的公信力财富,从理论上讲,这使得它应该更具有先天优势。

遗憾的是,现实中,传统媒体常常困于媒介体制、媒体的理念、资金和人材等多方面原因,其新媒体化的道路往往走得十分艰辛,其新媒体化后的媒介产品往往缺少市场竞争力,在新媒体领域影响力相对较弱。

在这一情形下,即使它母体原有的公信力再强,它的新媒体鲜有人使用时,其母体公信力也很难发生作用,因此想借传统媒体新媒体化后来实现舆论引导就变得比较困难起来。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栾轶玫说。

公布个人信息和侵犯隐私的不同

络时代,人肉搜索已经不是新鲜词语。

2008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从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不当言论开始,一步步被人肉出抽天价烟,戴名表。随后,周久耕以涉嫌受贿罪被起诉。

这次人肉搜索被视为络反腐的胜利,被很多支持者津津乐道。

于亿万人中找到某个特定的人并解剖他,已经不是难事。一个车牌,一张照片,一个号码,一句话,一篇日记诸如此类的蛛丝马迹,经过不断拼接、组合、加工,食材愈来愈多,菜色愈来愈丰富,一顿奢华的信息大餐就此烹得。

只是,这顿大餐不能随便享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络信息搜集方式本身具有价值中立性,它既可以被用作合法、正当目的,也可以被用作非法目的。

刘德良认为,目前的人肉搜索面临的问题是,民在评价被搜索者的进程中言语过激或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犯被搜索者的名誉权。

我们之所以害怕或不希望别人把自己的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电子邮箱等个人信息公布于络之上,就是害怕一旦这些信息公布后可能会被滥用,如拨打骚扰、跟踪、发送垃圾短信或邮件等。

但刘德良说,公布个人信息的行动与后续的个人信息滥用行动,不能混为一谈。

界定隐私和隐私侵权必须考虑到它和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刘德良表示,立法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把公布他人的与人格尊严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个人信息行动视为隐私侵权行为,而是把后续的个人信息滥用行为,尤其是未经许可的商业性滥用行为作为重点规制对象。

法律不是管不了,只是维权本钱高

搜狐微博的公告栏里有一条辟谣微博。

山东女子卖淫助学300贫童,爱心感动无数人!山东沂水县泉庄乡郭家官庄村有一个卖淫女子,十年来资助了从小学到大学共300多贫困学生。这条微博,经搜狐微博查证,纯属造谣。这个所谓卖淫助学的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辟谣日期是在今年5月,可实际上这是5年前的旧闻。2007年3月,这篇帖一度登上许多论坛的首页,转载站多达200多家。5年过去,还有人谎话重提。

一旦这类信息出现在互联上,就有被复制传播的可能性,即便删除原帖,后续的传播行为也无法有效控制。刘德良说,络侵权行为的违法成本低,被追究的几率也很低。

刘德良认为,发生在互联上的谩骂、侮辱、诋毁他人的一些行动,如果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当事人可以根据《民法通则》、《侵权法》的相关规定,追究他们的法律。

但络暴力并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受害人想找到数量庞大的侵权者非常困难。即便找到了侵权人,《民法通则》只是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只有造成精神侵害才有少额赔偿。对被害人来说,维权本钱很高。

在《侵权法》出台之前,刘德良曾起草过络侵权行为的专家建议稿,但未能在《侵权法》中体现。他认为,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才能逐步遏制络暴力现象。

这并不是说要控制民正常发言,而是说你的言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刘德良表示,要注意区分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正常的道德评价与通过捏造事实、以侮辱诽谤等方式进行的名誉侵权行为。前者,应该鼓励;后者应当被禁止。

目前,从法律规范上来讲,很多络平台服务商并没有事前进行内容审核的权力,大都是根据相干政府部门的要求进行事后控制,实践中,常常是涉及批评、监督类的信息被删除、被屏蔽。刘德良认为,只要这些信息不触及诽谤、侮辱,民应该是可以自由表达的,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

在刘德良看来,言论自由的内涵之一就在于多样性,只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可以质疑和批判,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对某件事关心的角度都一致。

下一步,立法应该重点斟酌如何下降受害人的维权本钱。刘德良说,只要证明自己是受害人,他就可以向监管部门或者是法院申请,由他们要求相关站提供侵权人的真实信息,继而采取进一步的维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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